王子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这是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的一句名言，表达了其“对贪官庸官的宽容就是对人民的犯罪”的清晰认识和鲜明态度，与其以天下为己任的“先忧后乐”思想一脉相承。如同唐代的姚崇上书《十事要说》（见廉洁课第83课），范仲淹以《答手诏条陈十事》上书宋仁宗，开启了庆历新政，是为后来王安石变法的先声。

王子曾多次提到小时候母亲买来四幅古人勤学故事画挂在家里客厅中堂，以无声的语言在劝学，这四幅画中就有“划粥断齑”的范仲淹故事。《宋史》记载他少时学习状态是：“昼夜不息，冬月惫甚，以水沃面；食不给，至以糜粥继之，人不能堪，仲淹不苦也。”这说的是范仲淹少时在邹平县长白山醴泉寺读书的时候，生活非常艰苦。冬天，他往往会熬上一锅稀粥，再经过一个晚上的凝固，第二天划成四块，早晚各取两块食用，这便是“划粥”。而佐餐的菜蔬是从附近采摘来的野菜，他把野菜弄碎，拌上点油盐就餐，这便是“断齑”，在此读书三年，范仲淹就这样过着“划粥断齑”的清苦生活。

发愤苦读与他苦难的童年是分不开的，在他两岁时，父亲范墉去世，其母亲谢氏只好带着范仲淹回到老家，因生活困难而改嫁在当地为官的朱文翰为妻。因而少时范仲淹随继父的姓，取姓名为朱说。两年后，继父朱文翰任职期满返回故乡，母子俩跟随来到了朱文翰的家乡长山县，范仲淹在这里开始了他的童年生活。少年时期的范仲淹就有远大志向，在当时唯有苦读才是他实现抱负的唯一路径。

范仲淹终于金榜题名高中进士，他多地为官，在地方任职敢于担当、为民造福，在中央做官痛贬时弊、锐意改革。史载“既仕，每慷慨论天下事，奋不顾身”，因为“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耿直性格，造成自己先后三次被贬，与常人被贬的灰头土脸不同，他屡屡被贬反而成为“光彩”的盛世，每次被贬后都名声愈振，他第一次被贬别人送行时称“此行极光”，第二次被称誉“此行愈光”，第三次被赞誉“此行尤光”，留下了“三贬三光”的典故。

庆历三年（1043年），在欧阳修等人的举荐下，范仲淹晋升参知政事即副宰相，宋仁宗反复追问他治国方略，又亲自下手诏咨询，范仲淹于是上《答手诏条陈十事》，向仁宗皇帝提出了十项改革主张，即：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推恩信、重命令、减徭役。宋仁宗即刻以诏书的形式通令全国予以执行，这就是著名“庆历新政”，为后来的王安石变法奠定了基础。

庆历改革主要针对吏治，涉及面广，深度大，触犯了守旧官僚的既得利益，遭到了他们的抵制和破坏。庆历五年(1045年)初，原来支持变革，希望通过变革励精图治的仁宗，在保守势力的抵制下下诏废弃一切改革措施。

“一家哭何如一路哭”的典故，发生在范仲淹为相期间，他锐意改革吏治，取诸路监司名册，将不称职者姓名一笔勾去，富弼在其侧云：“十二丈则是一笔，焉知一家哭矣！”范仲淹回答说:“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十二丈”即范仲淹，“路”为北宋时的行政区名，相当于省。以“不才”官吏一家之“哭”，而换取一路百姓不"哭”，这是范氏任命官员、澄清吏治的主要标准，充分体现了范氏以民为本，体恤民情，“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坦荡胸襟。后世大儒朱熹极为赞同认为“有补于世教。”并记录于《五朝名臣言行录》，为后来执政者借鉴。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清醒认识到党面临的“四大考验”、“四种危险”，清醒认识到“不得罪成百上千的腐败分子，就要得罪十三亿人民。这是一笔再明白不过的政治账、人心向背的账。”所以持之以恒以“得罪千百人、不负十三亿”的使命担当，正风肃纪反腐，党的躯体更加健康，党的根基愈加牢固，从中我们不难看到中华传统优秀廉政文化在新时代的继承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