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子曰：提到白居易，人们自然而然想到那些同情下层人民苦难的诗文，白居易一生历经八位皇帝，人生跌宕起伏，晚年以刑部尚书致仕。他在朝敢于为百姓说话，为文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作品直面社会现实。他的为人表现出独特的坦荡特质，在其诗文中多次被印证。因而他能于身后载入史册传颂，在生前得百姓喜欢。

       “缀玉联珠六十年，谁教冥路作诗仙。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这是唐宣宗在白居易去世后写的凭吊诗，可看作是对白居易一生的概括，得此礼遇不仅因为白居易曾是刑部尚书，更因为他举世公认的才气和贤名。

       白居易（772年－846年），字乐天，号香山居士，又号醉吟先生，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祖籍太原，生于河南新郑。白居易的先辈都任过官职，他们在官场能守住清正廉洁，良好的家风对他有深刻的影响和教育作用，因而白居易从29岁中进士开始为官后四十年，一直以先辈为榜样，在朝中能忠君爱民疾恶如仇，敢于直斥藩镇的背叛、宦官的丑陋、守旧势力的贪腐，为此上奏的奏章多达数十封。如唐宪宗时拟提拔贪腐的王锷为宰相，满朝文武敢怒不敢言，白居易却进谏直陈：“王锷苛刻百姓，贪得无厌。今若授以宰相，天下人怎不耻笑……上行下效，岂不朝纲大乱。”虽白居易上书言事多获接纳，然而他言事的直接致使唐宪宗抱怨：“白居易小子，是朕拔擢致名位，而无礼于朕，朕实难奈。”

       在被贬任地方职守时，他并不消沉，而是体恤民情关心民瘼，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在杭州刺史任上，他组织筑堤捍湖，长堤修筑完成后，既发展了交通，又改善了西湖周围数十万亩农田的灌溉，被百姓称为“白堤”。他还重新疏浚在钱塘门、涌金门一带的六口井，极大地改善了百姓的饮水问题，离任杭州前，他把自己的余俸留给后任作为基金，以减轻州民的负担，后任官员依此仿效，此基金用达五十年。离任时，杭州人扶老携幼，洒泪送别，白居易写下情深意切的《别州民》“耆老遮归路，壶浆满别筵。甘棠无一树，那得泪潸然。税重多贫户，农饥足旱田。唯留一湖水，与汝救凶年。”

       在苏州刺史任上，他带领老百姓修山塘河，建山塘街，此后千余年山塘街成为苏州最繁华的街区和旅游胜地之一。白居易离开苏州时，也是“苏州十万户，尽作婴儿啼”（刘禹锡诗句）。晚年退居洛阳，捐出家资和钱财，疏浚龙门八节险滩，彻底解决往日的船筏毁人伤亡事故发生，还拿出稿费重修衰微破败的香山寺，使之恢复了往日风采。

       在白居易的一生中，坦荡可能是他的独有特质，比如刚入仕途时，白居易担任政府机关校书郎，是个负责抄写的“文秘”，他在诗中写到： “幸逢太平代，天子好文儒，小才难大用，典校在秘书。俸钱万六千，月给亦有余，遂使少年心，日日常晏如。”因为成绩突出升为左拾遗（谏官）后，收入倍增后又自述：“月惭谏纸二千张，岁愧俸钱三十万。”这几首诗，毫不隐讳地自曝收入，也把自己屡屡进谏的内情暴露，足见其之坦荡无私。

       再看他的这首诗《三年为刺史二首》（其二）“三年为刺史，饮冰复食檗。唯向天竺山，取得两片石。此抵有千金，无乃伤清白。”又自曝了自己的“不廉”之举。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白居易在杭州任职的三年，足迹几乎踏遍了整个杭州，到天竺山游玩时，白居易捡到了两块造型别致的山石带回府衙。卸任之后，白居易忘记将两块石头留下，因而产生了很强的负罪感，写诗“忏悔”，并提醒自己，以后千万不要再重蹈覆辙。回头看看《观刈麦》诗“今我何功德？曾不事农桑。吏禄三百石，岁晏有余粮。念此私自愧，尽日不能忘。”可见白居易的坦荡真诚是一贯的，而不是故作姿态了。

       王子曰：虽然一生命运跌宕起伏，但白居易始终秉持“达则兼济天下，穷则兼济其身”的理念，调适自己，做到“身心转恬泰，烟景弥淡泊”，廉直而自足，乐观豁达，最终安享晚年，不愧“乐天”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