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子曰：极受滁州人民尊重的“老市长”欧阳修在修撰《新唐书》时，专门为一位县令立传并赞其为循吏，这在史书修撰上是非常罕见的。此前200年前就有人预言这位县令“生前虽然没有受到朝廷的嘉奖，但史官一定会让他青史留名。”他就是著名的纤夫县令何易于。

      何易于，唐文宗太和年间(公元826-836年)任利州益昌(今四川广元市南)县令。他勤政爱民，清廉正直，深得当地百姓们的爱戴。更难能可贵的是，他甘冒革职､坐牢､流放的风险，抵制上司的派遣，违抗朝廷的诏令，只为维护百姓的利益｡

      县令拉纤：何易于担任益昌县令时，他的上级利州刺史崔朴看春光大好，就带着不少随从宾客，乘坐大船，一路唱歌喝酒，泛舟春游，从利州到益昌约有40里水路，一般情况下，需要纤夫拉纤而行，只见何易于撩起衣服，将笏板插在腰带上，弓着身子去为游船拉纤。刺史见到大惊，问：“你身为县令，为什么要这样做？”何易于回答道“当下正值春季，老百姓们不是忙于春耕，就是侍弄春蚕，一点时间都不可以侵占，我身为您的属下县令，眼下也没有什么要紧事，可以充当纤夫的差使。”刺史和随从宾客们听了这话，自感羞愧无趣，连忙下船上岸，骑马回去了。

      抗旨不尊：益昌县的百姓多数依山种植茶树，卖茶叶所得菲薄。而此时朝廷听信建议增设茶税，下诏要求地方不得隐瞒实际情况。何易于看着贴在县衙的诏令，说：“益昌百姓生活穷困，不征收茶税，他们的日子已不好过，加征茶税是在坑害百姓啊！”于是要吏员将诏令中这部分铲掉。吏员争辩说：“诏令上说，连隐瞒都不可以，如果铲掉，那比隐瞒的罪还要重。不仅我会丢性命，恐怕大人您也会因此被流放到边远之地啊？”何易于坦然地说：“我难道为了保全自己一条命，就损害一县的百姓吗？你放心，若真如此，我不会连累你们的。”后来，幸好朝廷派来的观察使是个明理的好官，考虑到何易于此举是为民，也没有加以弹劾，仅是通报批评，扣发了何易于几个月的俸禄以示惩罚，此事就此作罢。

      何易于治理益昌县三年，百姓安居乐业，监狱里没有一个罪犯，百姓们不知道什么是劳役。县里百姓死亡后，孩子弱小、家业破败不能下葬的，何易于就拿出俸禄，派小吏代为办理。百姓缴纳规定赋税时有年老拄拐杖的，何易于一定要招呼坐下供给饮食，询问政事的得失。公堂有打官司的人，何易于都亲自与之交谈，为他们分辨是非。罪小的劝导，罪大的杖罚，都立即遣派回家，不交给小吏处理。后来，何易于改任绵州（今四川绵阳）罗江县令，和在益昌时一样，政绩显著，清廉简约，得到上司表扬。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勤政爱民的优秀县令，在三年一考绩时，只得到九品中的中上（当时制度，官员政绩分九个等级，即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百姓对此不理解。恰巧，中书舍人孙樵于唐武宗会昌五年（845年）出差路过益昌，有百姓为何县令鸣不平。孙樵问道：“何县令催缴赋税情况怎样？”那人说：“他向上司请求放宽期限，不逼迫百姓，也不让百姓低价卖粮食卖丝绸。”孙樵又问：“何县令催办劳役情况怎样？”那人说：“县里开支的经费不够，他就拿出自己的官俸钱去补贴，照顾贫苦百姓。”孙樵又问：“何县令怎样招待往来的权贵们？”那人说：“除了供应车马，给具证明，其他一无所给。”孙樵又问：“县里捕捉盗贼情况怎样？”那人说：“我们县没有发生过盗贼案件。”孙樵问明这些事后说：“我在京城听说，能否加快催缴赋税，能否加快征发徭役，能否招待好过往官员，能否缉拿更多贼盗，这些就是考察好官吏的标准。”老百姓听了说笑着就离开了，孙樵深知百姓们的笑是对这套政绩考核标准的嘲讽，因为何易于按照这套考核标准，永远也达不到优秀，更无法获得晋升。孙樵后来写了《书何易于》，记录了何易于的事迹，二百年后，正是此文使得欧公决意为县令立传。

      王子曰：古代把县令称为父母官，这是有深意的，就是提醒县令要爱民如子，用父母般的慈爱之心善待百姓，而不是戕害百姓，像父母对待子女那样维护百姓的利益，而不是不顾百姓死活。唐代的何易于在心里和行动上把百姓的利益放得最高最重，无私无畏，虽已越千年，仍然具有当代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