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子曰：十年徙木立信，十年化风成俗，2023年中纪委全会上，最高领导人再次强调中央八项规定是徙木立信之举。这就引出了商鞅徙木立信的故事。虽然被认为是法家的代表人物，但商鞅的徙木立信之举，是在治国理政中法德兼治的巧妙运用，从历史上看，无疑展现出良好的效应。

被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汉代巨著《史记》，不知倾注了作者司马迁多少心力与血泪，成为中国古代杰出的信史。《史记·商君列传》中记载下了“徙木立信”的故事。“孝公既用卫鞅，鞅欲变法，恐天下议己……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复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辄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

商鞅(约公元前395年-公元前338年)，战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改革家、思想家，法家代表人物，卫国(今河南省安阳市内黄县) 人，是卫国国君的后裔，姬姓公孙氏，故称卫鞅、公孙鞅。后因在河西之战中立功获封商于十五邑，号为商君，故又称之为商鞅。

商鞅由魏入秦受到重用后力图通过变法改造秦国，史称“商鞅变法”。变法前担心天下人不相信自己，于是在法令拟定尚未发布时，为取信于民，在国都市场的南门立起一根高三丈（约7米）的木柱，宣布能把这根木柱从南门移到北门的人赏十金。老百姓觉得这事很奇怪，没有一个人敢去搬木柱。于是商鞅又宣布：“能够搬走这木柱的人，奖赏五十金。”终于有一人来搬走了木柱，商鞅立即奖赏五十金，以证明自己有信用，不会欺骗百姓。“徙木立信”后被用来表示发布政策要说到做到，取信于民。

千年之后的改革家北宋王安石，曾写诗赞扬商鞅变法：“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1912年，湖南一位20岁青年学生写下论商鞅的作文，被班主任和国文老师柳潜批阅为满分。“吾读史至商鞅徙木立信一事，而叹吾国国民之愚也，而叹执政者之煞费苦心也……商鞅之法，良法也。今试一披吾国四千余年之记载，而求其利国福民伟大之政治家，商鞅不首屈一指乎？......变法之令出……此诚我国从来未有之大政策，民何惮而不信？乃必徙木以立信者，吾于是知政者之具费苦心也……”至今读来，其欲改造中国、改造国民的经邦济世之志跃然纸上。

王子曰：商鞅面对民众“徙木立信”试验的成功，使得变法大计顺利推行，这其中蕴含了治国理政的大道，正所谓“治大国若烹小鲜”，成功背后有着必然性，首先徙木赏金的法令简约，但又不简单，因为只要徙木完成赏金到手，实实在在，则民众虽不敢相信但又不得不信，后来的刘邦入关中的“约法三章”有异曲同工之妙。商鞅新法便于执行、便于监督，才能得到严格执行。

“徙木立信”的成功更在于广而告之的“广告效应”，商鞅善用政策公开是关键一招，徙木的实验在大庭广众之下进行，赏金的发放也是众目睽睽之中，再加上民众对这一公众事件奔走相告、口口相传，为以后民众愿意相信新法和执行新法进行了预热和预演，奠定了心理基础，与其他诸多变法者不同，在变法之前就吸引民众广泛参与，是商鞅的高明之处。

“徙木立信”的成功还在于以法为治。变法后秦国出台二十级军爵制，非功不赏、利出一孔，为六国之不敢为、不能为、不想为。商鞅变法虽然着重的是法，但是法以德为魂，“徙木立信”中“徙木赏金”是形，而“立信”是魂，立信立起了商鞅个人人格之信，立起了官府之信，立起了法治之信，法出治随，立信为治，直指治国理政的根本要害，既为社会确立了“可行”和“须止”的行为规则，又对执行或违反规则的后果形成稳定预期，一诺千金，立竿见影。

商鞅个人性格并不完美，其最终结局也是悲惨的，但是他的变法推动了历史的前进，故司马迁不惜着墨在史书中记载下“徙木立信”的小插曲。执政为民，为政以信，法德兼治，取信于民，一个官员个人的廉洁影响范围和深度还是有限的，相比较而言，政府的公信力对于百姓是更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直接影响到社会对公平正义的预期，反过来影响民众的行为，这也就是把诚信列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根本缘由。中华传统政治文化和道德文化中的精髓值得今人深刻体味和借鉴。